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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院,又称议会(国会),是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监督内阁行政,并对内阁作出的决议拥有决定权和否决权。在20世纪初,议院设立大棚管与否,是衡量一个国家到底是君主专制政体还是君主立宪政体的基本标准。而彼时的清廷所面临的困局就是,独裁统治已被大部分有识之士所摒弃、唾骂,不颁布宪法、依法治国,统治阶层的合法性就会遭到最根本的质疑。

在《大公报》的带动下,国内报刊的舆论情绪极度高涨,纷纷利用自己的渠道不遗余力地鼓吹立宪胜于专制,“20世纪举全地球中,万无可以复容专制政体存在之余地”,立宪自由主义乃大势所趋,所向无敌,如果“顽然不知变计者,唯有归于劣败淘汰之数也。”

据当年的《东方杂志》载,时人见面莫不谈立宪,“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

群情激昂之下,慈禧难免有些动心。1905年7月,清廷下发谕旨,遣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

朝中改良派们也倾巢出动,袁世凯、张之洞、周馥等人在舆论的推动下向朝廷上书,请求实行立宪政体。就连当时的驻外大使也纷纷奏请清政府仿效“英、德、日本之制”,“定为立宪政体之国”。在这些上书中,提出了一个相对可行的建议,那就是派遣官员出国考察他国宪政,为中国的立宪做准备。

这种大规模的质疑发轫于康梁变法。可惜,康有为的思想介于新旧之间,他破釜沉舟式的改革由于过于激烈而夭折。

1904年,中日甲午之战的十年后,曾经狼烟四起的辽东大地爆发了日俄战争。当日俄两个强盗在中国的国土上大打出手时,主人却只能无奈而可耻地挂起免战牌,宣布在这场令全体国人蒙羞的战争里“严守中立”。

然而,这场战争却为清廷突破当时政治改革的瓶颈提供了契机。国人在亲眼目睹了东瀛小国将老牌的沙俄帝国打翻在地这个出人意料的结果后,不免又勾起了关于甲午之役痛苦的回忆。